中国纪检监察报 - 《四库全书》是伟大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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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0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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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伟大的文化遗产

——专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晓华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本报记者 易舜

陈晓华,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四库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四库学、明清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十八世纪中西互动:学术交流与传承》等专著。
《四库全书》书影。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封面用色俱不相同,以文渊阁收藏《四库全书》为例,经部封面是淡绿色的,史部封面是红色的,子部封面是蓝色的,集部封面是灰色的。

《四库全书》公藏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开端

记者:《四库全书》可谓妇孺皆知,但“四库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大家还不清楚,请您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四库学”。

陈晓华:“四库学”这个概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那个时候主要是“就《四库全书》论《四库全书》”。这个层面的研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比如从文献学的角度,致力于纂修、考辨、目录、版本等研究。文献学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到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像如何数字化网络化、数据库如何建设等,也理应成为“四库学”的研究内容。

我们现在回观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宗旨,乾隆修书意在以四库体系重新全方位整合典籍,以此来显示他的朝代的宏阔与包容,使“治统”“道统”合一。而四库本身代表了中国固有的古典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所以,我认为要从这些角度推进“四库学”研究,即跳出就《四库全书》看《四库全书》,把《四库全书》放在全球化视野下研究,实际上这也正是“四库学”目前呈现出的发展趋势。

记者:《四库全书》可以称得上是“皇皇巨著”,编纂难度肯定很大,请您具体谈谈当时修书的原因。

陈晓华:《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八年也就是1773年开始修的。表面上起于三个原因。一是乾隆年间周永年继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家之书,与释道二家藏书鼎足而立。大家都知道佛教有“佛藏”、道教有“道藏”,一些学者有感于私藏书籍散佚严重、无法保存久远,而佛道典籍因深藏于大山古刹,而且有一套完整的保存方法,往往能经历时间的洗礼保存下来,因此希望借鉴来保存儒家典籍。而书籍保存下来,还有一个利用的问题,他们认为要将其开放给公众。《四库全书》修好后分藏七阁,其中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收藏的《四库全书》是对公众开放的,它们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开始。二是乾隆三十七年下诏征集天下遗书,乾隆想知道他自己的时代到底有多少书籍,书籍状况如何。三是御史王应采、安徽学政朱筠奏请辑佚《永乐大典》。《永乐大典》距乾隆时代已经有三百多年了,乾隆想了解有没有辑佚的必要。大臣意见不一。刘统勋也就是刘墉的父亲觉得没有必要,安徽学政朱筠和后来成为四库正总裁的于敏中都觉得有必要。两派意见摆在乾隆面前,乾隆选择了同意辑佚。

不过,实际上四库修书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合力的需要。当然,乾隆希冀超越祖父,乃至历代帝王修书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图书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视的。《古今图书集成》按类取裁,有不能阅一本完整的书的遗憾,而乾隆自己又认为古今所有之书都不出四库之目,于是他决定按照四部分类法修一套丛书。

《四库全书》的编修,有非常严格的规划。经史子集四部中各书的先后顺序,本朝下旨编写的书放在什么位置,都有明确的安排。当然,在编修过程中,也不排除有一些调整,但总体来说是严格遵循规划的。四库修书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乾隆时代有能力做这件事。为顺利修书,也制定了一些措施。当时在四库馆内抄书的就有三千多人,每天抄多少都有规定。抄书人也不是随便选的,一般是从落榜考生中选,并且书法一定要好。抄书抄得好,会有奖赏。比如非京籍者可以参加京城科考,洪亮吉就是一个例子。

通过四库提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脉络

记者:您认为《四库全书》的价值是什么?

陈晓华: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四库全书》是典籍之荟萃、文化之渊薮。它基本上对当时存有的典籍做了全面整理、对传统文化做了全面总结,传承了中华文脉;另一方面《四库全书》给所收书籍撰写了分纂官提要、书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等。阅读它们,无疑可以一窥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华文化传承之迹,且可知晓读书治学门径。

记者:我读书的时候,听老先生们说过,当年他们读书的时候,通读《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是“必修课”了。

陈晓华:张之洞也有这种观点,他自己就著有为士子指引读书治学门径的《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到顶峰的代表作,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引了读书治学门径。不仅告诉你一本书的价值在哪里,而且告诉你该怎么读一本书。

近代以来,学问做得大,受益于《四库全书总目》的,比比皆是。比如陈垣先生,他就是从《四库全书总目》获得读书治学门径的。他后来参加清宫善后委员会,发现了《四库全书荟要》。这部书择《四库全书》精华,专供乾隆阅览,放在御花园的摛藻堂。他调查清点了文津阁《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排架数目、排架顺序等都是他最先弄清的。他还花了十年时间读文津阁《四库全书》。在“四库学”上,陈垣先生贡献是巨大的。

记者: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也许普通读者最熟悉的四库馆臣就是纪昀(纪晓岚),但对于纪昀的印象大多停留在电视剧中那个与和珅较劲的铁齿铜牙的纪晓岚,您如何看待纪昀这个人。

陈晓华:纪昀参与了整个《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他是总纂官,你刚刚说到的和珅是正总裁。两者不一样,负责编修日常工作的主要是总纂官,总裁官大多是挂个名。

要评价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看他的著作,但纪昀在这方面很吃亏,他的著述只有一部《阅微草堂笔记》,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四库全书》的编修中。纪昀的学问是很深厚的。乾隆对他学问上的评价很高,但对于其人,直说他是“腐儒”,乾隆的厚爱在于纪昀的学问,而不是他的政治见识。但他很智慧,是唯一与四库修书相始终,得以全身的总纂官。四库修书时,他为迎合朝廷,尽弃鄙诞小说不顾,但却私自抄存它们以满足个人喜好。你知道经学向来有汉学、宋学之争,纪昀其实是倾向于汉学的,但他在四库修书中表现出来的是调和汉宋、消融门户的姿态。再补充一句,虽然纪昀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但《四库全书总目》是他裁定的,可以看成他的代表作。

在中西文化互动的视野中研究四库

记者:听说《四库全书》打算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陈晓华:2015年,我去岳麓书院参加一个“四库学”的会,我在会上突然想到,既然《四库全书》是中国典籍之荟萃、文化之渊薮,那么为什么不能将它申请为“世界记忆遗产”呢,于是我在会上倡议为《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会后,我开始有计划地着手《四库全书》申遗工作。当然,这也得到了各界不少人士的支持。目前的进展是,国内大陆藏有《四库全书》的三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已和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及四库学研究中心达成了合作申遗的共识,现已初步完成论证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秘书处有一个专门的申请表格,要求填写申请对象的真实性、世界意义、相对标准、社会精神集体意义等,这张表格初稿已完成,在向国家档案局征求意见中。

记者:《四库全书》的世界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陈晓华:表现很多,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四库全书》收有朝鲜、日本、希腊等国典籍。四库馆臣对西学的态度很有意思,他们面对一百多年来中西文明的碰撞,不得不正视西学的存在,但却仅节取技能而禁传学术,并归西学源于中学。

《四库全书》开始编的时候,在华传教士就注意到了,并且迅速汇报回了欧洲。民国年间曾五次倡印《四库全书》,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选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还送了一套给苏联。本来计划分赠给各友邦,但因抗战而搁浅。

记者:您注重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四库全书》,注意到中国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法国的狄德罗也在修《百科全书》。

陈晓华:是的。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1772年完成的,是四库修书的前一年,也就是在讨论四库修书是否可行的时候。当然,《四库全书》是官修的,狄德罗则是集合一群志同道合者而修,双方修书都云集了各自当时顶尖的学者。

前面说到,中国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传教士很快就汇报回欧洲。狄德罗修《百科全书》这样一件在西方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乾隆也应该有所耳闻。乾隆虽然禁教,但他还留有一些他信得过的传教士在身边。《百科全书》里面有“长城”“中国”等条目,《四库全书》里面也收了不少西方的书籍,这都反映了中西文化在18世纪的互动。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西双方都接受了对方文化的洗礼,并且呈现出文化总结的趋势,双方都要对几百年来的互动进行总结,《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的编纂正好为总结中西互动提供了舞台。(本报记者 易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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