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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3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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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档案库”的至危时刻

——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故事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张树军

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
“中央文库”曾经的工作人员张纪恩

上海这座城市血脉中传承着红色基因。据相关资料统计,上海有革命遗址657处,现存440处。这些革命遗址中,与我们党直接领导相关的有456处,位于静安区江宁路673弄内的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就是其中之一。当我们穿过一条条颇有年份的老弄堂,来到这幢饱经风霜的标准石库门建筑前追寻红色文化时,我们的心灵深处又一次受到震撼。

1930年,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后,鉴于之前由个人携带、保存文电的方式极不安全,并且各部委、各地每日呈报中央文件数量大幅上升,在周恩来建议下,在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租下一处房子,设立了一个阅文处(从属于中央秘书处),党内同志称之为“中央文库”,专供中央领导阅办文电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规定个人不许再带文件回家,由阅文处统一保管。到了1931年,“中央文库”已收集20余箱文件、资料。为了妥善保管这些秘密资料,周恩来曾特地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对应当收集、保存的文件范围、内容和编目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这里还承担了党中央重要文件资料的收发、保管及秘书处部分机要工作,周恩来、邓小平、项英、博古、王明等领导人的身影也经常出现,这里还曾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所在地。

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环境下,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这里也以隐蔽的方式而存在。阅文处先由文书科主任张唯一负责,他雅号“张老太爷”,乔装成木器行老板,与“儿子”“儿媳”居住在这里。1931年初,秘书处另一工作人员张纪恩化名“黄寄慈”,说自己是“小开”(富二代),以父亲名义继续租下,对外自称来沪求学。他与妻子张越霞住楼下,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佣人)身份住在这,帮助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在此,公开身份为房客。楼上厢房供中央领导阅文、起草文件和开会。当时,许多中央领导经常到此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批阅文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开会内容就是在这里讨论商定。各部委非急用的文件、电报、书刊等也由阅文处集中保管。当时阅文处还承担了中央秘书处的文电收分发、药水密写、刻蜡版、油印等工作。为防巡捕搜查,楼上房间被布置成单人间,有床铺,就连洗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等洗漱用品,一应俱全。张纪恩对外宣称楼上登报招租,租给从不相识的人。他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尽管阅文处的运行如此周密和细致,但惊心动魄的时刻意外降临。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6月23日凌晨,阅文处门口突然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开门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好在前一日中央已派人运走了存放在楼上厢房的两大木箱文件,巡捕除搜到共产国际文件、王明的手稿各一份外,一无所获。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来应付,说自己是“小开”,楼上是他“登报招租”的房客,那些文件与他无关,但还是无济于事,他们夫妇仍遭逮捕。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佣人,苏彩则是房客因怀孕而住在此,与此事无任何关系,巡警放掉了周、苏两人。当时张纪恩妻子张越霞的衣袋里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妻子,张越霞趁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才使罗晓虹免遭逮捕。张纪恩被巡警用手铐将他与妻子铐在一起后,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巡警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佣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张纪恩夫妇被捕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6月24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但只关了3年多,便被释放。内中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

庆幸的是,由于事前的充分准备和精心策划,张纪恩仅受牢狱之灾。更为幸运的是,中共中央阅文处遭到的破坏也不严重,在向忠发叛变当天,周恩来迅速布置将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转移,并将仅存在那里的两大木箱文件及时运往他处。其实,早在1930年底,随着阅文处的文件越积越多,就引起了周恩来的担心,他认为一旦遭遇搜查极易暴露,于是指示张唯一将阅文处保管的文件,转移到张在法租界的另一处居所。正因为周恩来的未雨绸缪,阅文处及张纪恩等人才能在极为危险和紧迫的形势下,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和劫难。

中共中央阅文处虽数度变迁,历经危难,但在周恩来等领导的带领下,依然从容应对重大事件,诸多重要材料也得以妥善保存,“中央文库”名副其实。193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机关陆续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接受指派,留在上海守护“中央文库”。1936年秋,党组织鉴于陈为人因过度劳累身患重病,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给别的同志继续管理。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党的早期原始档案资料完好无损地入藏于中央档案馆,成为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穿过历史,回到现实,随着上海市旧区改造工作的推进,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所属的78号街坊地块已实行动迁。虽然因有关部门重视,阅文处旧址得到保留,但仅是对这座孤楼进行保护。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是,随着上海深入发掘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建设“三大高地”延续红色征程,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将恢复原有风貌,增添文物、文献、资料,筹建陈列馆,对外开放。届时,这处集重要机关、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于一身的红色文化遗产,不仅再现中共中央早期在沪机关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缩影,还是见证“红色上海”风雨历程的“活化石”。(张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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