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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众乐 忧与众忧

——北宋名臣孙觉的为民情怀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赵建国

亭台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它常常因景而建,却很少因景而名。与之相伴相生的,不是其他,而是人和文。三者如一体三维,相辅相成,相映生辉。更多时候,亭台有如历史老人不经意遗落的路标,让我们探寻那久被遗忘的时光和坐标。比如北宋中期的孙觉。

孙觉,字复明,号莘老。他是北宋理学先驱胡瑗的高足,苏东坡“毕生的友人”,黄庭坚的岳父,秦少游的师长,他也是拗相公王安石的诤友,宋神宗倚重的谏臣。他曾主政湖州、庐州、福州等地,政绩之丰,以至“处处有房祠”。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却少有印象。即便汪曾祺先生,文章中也很少提起这位同乡。幸运的是,历史的尘埃终究遮不住贤者的光芒,在亭台的指引下,我们的脚步越来越近。

众乐亭——“乐与众乐,忧与众忧”。1058年春天,31岁的孙觉在安徽太平县麟凤桥北端建成此亭。太平县即今天黄山市黄山区,麟凤桥系古代徽、宁两府往来要道。于此建亭,眺美景供休憩自不可少,孙觉也许更多考虑的是察民情解民忧,同时代诗人王令的“讼休民去吏随散”和王安石的“吏休归舍狱讼少”,均可为证。

更值得玩味的是亭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范仲淹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旷古名句。范仲淹长孙觉39岁,二人似无交集,但范仲淹是其恩师胡瑗的好友,在其邻县兴化曾宰令五年,后力推新政,无论思想还是政绩,孙觉都认为“后来仰高山,相与传无穷”。但在孙觉,与其说他是范仲淹的追随者,更不如说他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知行合一的践履者。

他一生精研《春秋》,21岁便撰成《春秋经社要义》6卷,《春秋经解》影响深远,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染,“得志与民由之”的儒家人格贯穿了他一生的仕途。24岁担任合肥主簿不久,夏秋大旱,他建议捕蝗代捐易米,除害度荒;30岁任太平令时,他注重教化,重建学宫,亲自讲解经义;39岁任吴江令时,他重修如归、垂虹二桥,筑运河荻塘;44岁守广德时,他兴学育才,颇有善政;46岁知庐州时,遭遇大水,他开仓赈灾,劝富捐粮;52岁知福州时,他移风易俗力降婚丧费用,劝富人拿出修佛殿款为穷人代偿税钱;54岁知徐州时,他释放了被胁从盗窃者,不予诛杀,后为定例……无论是九品主簿还是三品御史中丞,无论是主政一方还是言谏于朝,无论是受到重用还是落职地方,整整40年,他始终不忘自撰亭记中的“君子乐与众乐,忧与众忧,而身不与也”的初衷,这是他对君子的注解,也是他笃行一生的真实写照。

墨妙亭——“知命者,必尽人事。”1072年2月,遭贬任湖州太守后,孙觉在署府北建“墨妙亭”存放汉以来古文遗刻。墨妙亭后来名闻天下,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苏东坡的题诗与亭记,而苏东坡诗记的知心、贴心,更得益于他与孙觉的心气相投、惺惺相惜。

孙觉是经王安石引荐后任职朝廷的。宋神宗准备变法时,他3个月内连上十疏,力谏不能急功近利,并弹劾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官员,结果被降级到地方。经王安石再次推荐,他官复原职并得以升职。可贵的是,他并不因此屈从本心迎合权贵。熙宁变法后,他接连三次上疏,竭力反对《青苗法》,认为本意虽好,但“使奸邪之人结党连伍”,朝廷与民争利,丧失民心,结果再次被降职到地方。这才有了苏东坡借题发挥的“墨妙亭”。

苏东坡《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洋洋洒洒,既夸赞孙觉的好古博雅,更阐明从艺应当广采博收。其中“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四句,一反长期流行的大诗人杜甫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单一标准,提出了审美多样化的主张,这一宽博胸襟同时指出了朝廷“唯支持变法者进、反对变法者黜”的单一用人标准。对孙觉的理解,还不止于此,苏东坡《墨妙亭记》那一句“知命者,必尽人事”,也许才真正点明了孙觉内心的儒者情结。与苏东坡一样,他当然知道亭终有一天会朽,刻石终有一天会毁,却仍然建亭去集纳已经僵仆断缺的碑刻,正如他明知年轻气盛的皇帝执意变法,私交甚契的王安石性格执拗,明知力谏无用而且被视为不识抬举,却仍然竭尽全力据理直谏。其原因,苏东坡进一步说,“理足方无憾”,所以“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儒生本色,天地可鉴。

斗野亭——“平生有微尚,一舟聊寄行。”1078年春,51岁的孙觉转任苏州,途经江都邵伯镇斗野亭。斗野亭9年前建成,因位置“于天文属斗分野”而得名。雄踞高丘,无需远眺,邵伯湖的浩浩湖光、点点帆影即在眼前,无需归隐,渔家小舟、田家炊烟即在身边。

斗野亭的成名,孙觉功不可没。他题诗后,同一时期的诗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张舜民、张琬、邹浩等纷纷赋诗、和诗,引人怀想。细品这些诗,写景固属本分,抒情也属正常,而让人难以尽言的,是担当与退隐的两难况味。同时代大画家李公麟《孝经图卷》(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有段画被一股烟云分为两半,上半段一位官员正向朝廷大臣进谏,下半段在假山、亭台和绿荫中静坐,既希望经世致用,又向往隐逸遁世,内心身处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正如李公麟自述,“从仕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山林”。孙觉也有山林梦。他对《易经》颇有研究。致仕屡受排挤后,1074年知庐州时,祖母卒,按制度,其叔父尚在,作为嫡孙不必丁忧,他却主动辞官,未获批准后自回高邮。期间,探幽访胜,与苏轼、秦少游、释参寥、释道潜等人诗文唱和,在山中建“寄老庵”,以至“诏知润州,不赴”。然而时势变幻,丁忧后期,熙宁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三年后,他被再度起用去苏州,斗野亭前,感慨万千。在天与地的分野之间,进与退的分野何在?儒与道的分野何在?外在功利与内心安宁的分野何在?“一舟聊寄行”的“微尚”难以如愿,只能“可待齿牙豁,归欤谢浮荣”。同样的复杂心情在苏东坡等人心中同样存在,“似闻绩溪老,复作东都行”,才高八斗而又屡遭贬抑的苏东坡,看到老友起复,祝福和羡慕之情溢于行间。入世难,出世更难,孙觉用行动化两难为两全。

文游台——“高台几废文章在,果是江河万古流。”1084年冬,苏轼途经高邮。后来相传孙觉、苏轼、王巩、秦观四贤在高邮东岳庙后土山上的一个普通屋宇里会聚,此处更名为“文游台”,并建四贤祠。

历史上,苏轼曾数次到高邮见孙觉,这一年与秦观相聚也确有其事。而四贤同聚,在孙觉、苏轼、秦观那里,找不到诗文记述。相传当时李公麟曾作《四贤雅集图》,刻石,也未留存。目前查到关于文游台记述较早的,是南宋诗人曾几的《文游台诗》,“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没有明确讲四贤雅集。详细一点的,南宋应武《重修文游台记》中,先说载酒论文的除了4人外,还有一位“邦之先哲”,下文却只说四君子,前后矛盾。清代高邮人王敬之在《小言集·枕善居杂说》中对四人当时踪迹进行了详细考据,结果“吾故为指旧传四贤同时文酒此台之谬”。

这其实并不遗憾。为一个或许有的雅事,建一个真实的高台,数经劫难而屡修不止,不仅反衬出世人对四贤的追怀,更说明了世人对贤德的景仰。因此,这不只是文人相聚畅游之台,更是文脉接续同游之台。1061年,13岁的姻亲晚辈秦观开始跟从孙觉学经。而15岁父亲过世后,秦观更受到了孙觉的诗文指点,言传身教。正如秦观自己所说,“屡奉所赐教,诲慰殷勤,虽父兄之于子弟,无以过此”。学有所成后,孙觉多次向苏轼引介,而苏轼又向王安石推荐。秦观最后名扬四海,终成一代词宗。黄庭坚曾声称,“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将他视为国士一类的人物。事实上,秦观也确有经世之才,他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对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提出了批评。后人曾论其策论“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只是政坛多变,无缘施展。除了秦观,孙觉的慧眼识人苦心育人,成名的,还有黄庭坚、陆甸(陆游祖父)、王令等人,其他的,秦观一句挽诗“门生故吏知多少,尽向碑阴刻姓名”,说不尽,似乎也无须说。

文心流传,儒风蔚然。风流宛在,幸有亭台。(赵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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