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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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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韩愈学古文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胡忠伟

从青年到老年 始终爱读韩愈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他对韩愈的痴迷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

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国文老师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了一大把胡子,对学生非常严格。他要学生学习写桐城派古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钻研韩愈的文章。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对这段读书岁月仍然记忆犹新:“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由此可见韩愈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很得韩愈笔意。1952年,毛泽东应湖南一师历史老师罗元鲲之请,为已经逝世二十年的袁仲谦撰写了墓碑,表达了他对恩师的感激和怀念。

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河南昌黎,故世称韩昌黎。韩愈三岁时失去了父亲,由长兄韩会抚养。他发愤苦读,但时运不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才考中进士。他一生仕途不畅,但才识俱佳,敢于直言。在政治上,他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在思想上,他推尊儒学,攘斥佛老,堪称宋明儒学之先驱;在文学上,他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提倡散体,主张文以载道,务去陈言,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宋人推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更说他“文起八代之衰”,于诗歌创作领域,他追求雄奇怪异之美,主张以文入诗,开创了独树一帜的韩孟诗派。

韩愈的诗文,是后人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典范。毛泽东读韩愈,当然不是如私塾先生教导的那样只知死记硬背,而是一篇一篇地钻研,从词汇、句子、章节到全文,首先凭借注释和词典,了解领会大意,在此基础上反复默读和朗诵,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韩愈的诗文,毛泽东大多烂熟于心。

不仅如此,他还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据湖南一师的校长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愈的笔记,涉及韩愈作品《感二鸟赋》等十多篇。在这个读书笔记里,不仅有对词句的释义,还有对文章内容的圈点、眉批。毛泽东对韩愈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对他的作品明辨是非优劣,达到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的目的。

晚年毛泽东对韩愈的阅读热情不减当年。1965年8月,他专门要来《韩昌黎全集》阅读,据不完全统计,仅他圈阅的韩诗就达12首之多,其中手书过3首,即《石鼓歌》《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

毛泽东还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引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编纂和流传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的精熟和偏爱,就不会有这样妥帖的批语。

化用韩愈的诗文 在自己的作品中

从青年到老年,毛泽东除研读韩愈的诗文之外,还在自己的政论与诗词作品中,点化或引用过韩愈的不少诗文,将古代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的文化财富,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中说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出自韩愈的《送穷文》;同篇文章中的“行成于思”则来源于韩愈的《进学解》。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有这样一句:“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蚍蜉撼树的典故,就出自韩愈的《调张籍》,这首诗前六句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转化为“蚍蜉撼树谈何易”,不仅文字有所减少,更充满了义勇和自信。

《贺新郎·别友》结尾四句云:“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这四句在初稿中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其中的“昵昵儿女语”,即出自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是“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形容琴声好似一对年轻的恋人,正在温柔缠绵地低低絮语。毛泽东化旧为新,借以表达革命者四海为家,不沉湎于儿女情长的志向。

毛泽东对韩愈《师说》《进学解》等文章里体现的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韩愈《师说》云:“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种劝学思想被毛泽东所看重。

1940年秋在延安时,有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泽东对他们说:“韩愈的《师说》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1949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不是抽象地谈论气节,也不以是否合乎古人所说的正统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是以其对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衡量是非的准绳。从韩愈的《伯夷颂》到毛泽东对伯夷的批判,这是典型的推陈出新。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指出:“韩愈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就要学习。”毛泽东还说学习运动和生产运动一样都是永久的。今天,我们也要学习毛泽东的勤学精思,不断加强学习,努力读书,努力创新,为自己的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胡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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